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剑三算卦在哪里 朱熹生平个人简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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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我的:朱熹(1130年9月15日~1200年4月23日)字元晦,一字仲晦,号晦庵、晦翁、考亭先生、云谷老人、沧洲病叟、逆翁。汉族,祖籍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(今江西省婺源),出生于南剑州尤溪。19岁进士及第,曾任荆湖南路安抚使,仕至宝文阁待制。为政期间,申敕令,惩奸吏,治绩显赫。南宋著名的理学家、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、诗人、闽学派的代表人物,世称朱子,是孔子、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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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名:朱熹别名:朱元晦、紫阳先生、国籍:中国(南宋)民族:汉出生地:南剑州尤溪(今属福建三明市)出生日期:1130年9月15日逝世日期:1200年4月23日职业:南宋著名理学家、思想家、哲学家主要成就: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代表作品: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、《楚辞集注》、《晦庵词》籍贯:徽州府婺源县谥号:文爵位:徽国公

个人履历南宋高宗建炎四年,朱熹出生于南剑州尤溪(今属福建三明市尤溪县),后随母迁居建

阳崇安县。晚年定居建阳考亭,故后世有考亭学派之称,其游历甚广。南宋诗人、哲学家,教育家。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,继承了北宋程颢、程颐的理学,完成了理气一元论的体系。

朱熹为绍兴十八年(1148年)进士,绍兴二十一年授任泉州同安主簿,绍兴二十二年到任。(朱熹任同安主簿前后5年,经常往来于泉属各地访友求贤,寻幽揽胜。同安至泉州相距百余里,安海地处泉同之间,为必经之地,因此,朱熹往返两地,常在安海歇息过夜。每次路过安海,则访问朱松遗迹遗事,招集镇中耆儒名士讲论经学,对安海文风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。)任满后,请求为辞官,潜心理学研究,四处讲学,宣扬他的“太极”即“天理”和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的理学思想体系,成为程(指程颢、程颐)朱学派的创始人。

淳熙二年(1175年),与陆九渊为首的另一学派在信州(今上饶)鹅湖寺相聚,就两学派之间的哲学分歧展开辩论。

淳熙五年(1178年),经宰相史浩推荐,朱熹出任南康(今江西星子县)知军。八年三月至八月,朱熹任江南西路茶盐常平提举,来到抚州常平司官邸。在任期间,他募集钱粮赈济灾民,百姓得以安生。拟调直秘阁,他以捐赈者未得奖赏不就职。宰相王淮以浙东大荒,改荐朱熹为浙东常平提举。待捐赈者得到奖励,他才赴绍兴就职。后官至秘阁修撰、焕章阁待制兼侍讲。

绍熙间(1190~1194),朱熹应在祥芝芝山讲学的著名学者邱葵的邀请,到芝山游览,与邱葵互相唱和,并留下题咏芝山的诗文,其诗曰:“床头枕是溪中流,井底泉通石下池。宿客不怀过鸟语,独闻山雨对花时。”后人将此诗刻石立碑于芝山上。[1]

庆元二年(1196年),为避权臣韩侂胄之祸,朱熹与门人黄干、蔡沈、黄钟来到新城福山(今黎川县社苹乡竹山村)双林寺侧的武夷堂讲学,并写下《福山》一诗。在此期间,他往来于南城、南丰。在南城应利元吉、邓约礼之邀作《建昌军进士题名记》一文,文中对建昌人才辈出发出由衷赞美。又应南城县上塘蛤蟆窝村吴伦、吴常兄弟之邀,到该村讲学,为吴氏厅堂书写“荣木轩”,为读书亭书写“书楼”,并为吴氏兄弟创办的社仓撰写了《社仓记》。还在该村写下了“问渠那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”(《观书有感》)的著名诗句。朱熹离村后,村民便将蛤蟆窝村改为源头村,民国时曾设活水乡(今属上塘镇)以纪念朱熹。在南丰曾巩读书岩石壁上刻有朱熹手书“书岩”二字,在岩穴下小池壁上刻有朱熹手书“墨池”二字。

朱熹还先后到过乐安、金溪、东乡等地。在乐安流坑为村口“状元楼”题写了匾额。应陆氏兄弟之邀,到金溪崇正书院讲学,并书“一家兄弟学,千古圣贤心”相赠。在东乡路过润溪(水名)时,留有《过润溪》诗。

庆元六年卒。嘉定二年(1207)诏赐遗表恩泽,谥曰文,寻赠中大夫,特赠宝谟阁直学士。理宗宝庆三年(1227年),赠太师,追封信国公,改徽国公。淳熙九年,冯去疾提举江南西路,特建南湖书院(今富奇汽车厂址),以纪念朱熹。

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,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。他的学术思想,在中国元明清三代,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,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。元朝皇庆二年(1313)复科举,诏定以朱熹《四书集注》试士子,朱学定为科场程式。朱元璋洪武二年(1369)科举以朱熹等“传注为宗”。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。它强化了“三纲五常”,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,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。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,也有重要影响。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《四书集注》、《四书或问》、《太极图说解》、《通书解》、《西铭解》、《周易本义》、《易学启蒙》等。此外有《朱子语类》,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。

朱熹作为一代理学名家,著述甚多,主要有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、《楚辞集注》及门人所辑《朱子大全》、《朱子语录》等。

他一生虽谈不上富足,但是也不能说是贫困,总体处于小康水平。

史料记载朱熹祖籍江西,生于尤溪(原属南剑州今属三明),求学侨寓于延平、建州(今福建省建瓯市)、建阳、崇安一带(今南平市到武夷山市建溪一脉),安葬于建阳黄坑大林谷。其父朱松,字乔年,号韦斋,宋绍圣四年生于徽州婺源,宋绍兴十三年卒于建州城南环溪,葬于崇安五夫里,享年四十六,宋重和元年戊戌登进士,宋宣和年间为福建政和县尉,侨寓建阳(今属福建)崇安,后徙考亭。历任著作郎、吏部郎等职,世称吏部郎府君,赠通议大夫,封粤国公,谥献靖祀入圣庙。因反对秦桧妥协而出知饶州,未至而卒。

此时朱熹14岁,遵父遗命,师事刘子翚等人,随母定居崇安(今福建武夷山市)五夫里。19岁[绍兴十八年(1148年)]时,以建阳籍参加乡试、贡试。荣登进士榜。历仕高宗、孝宗、光宗、宁宗四朝,曾任知南康,提典江西刑狱公事、秘阁修撰等职。后由赵汝愚推荐升任焕章阁侍制、侍讲。

庆元三年(1197年),韩侂胄擅权,排斥赵汝愚,朱熹也被革职回家,庆元六年病逝。嘉定二年(1209年)诏赐遗表恩泽,谥曰文,寻赠中大夫,特赠宝谟阁直学士。理宗宝庆三年(1227年),赠太师,追封信国公,改徽国公。元顺帝时封为齐国公,明庄烈(崇祯)改称先贤,清康熙五十一年由东庑升入大成殿哲位配享。是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,诗作有《观书有感》《春日》《泛舟》等著名诗作.

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,他继承了北宋时期程颢、程颐的理学,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。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,“理在先,气在后”,提出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。朱熹学识渊博,对经学、史学、文学、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。其词作语言秀正,风格俊朗,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。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过斟酌推敲,比较讲究。但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,感性不足,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。

朱熹自幼勤奋好学,立志要做圣人。李侗曾赞扬他:“颖悟绝人,力行可畏,其所诧难,体人切至,自是从游累年,精思实体,而学之所造亦深矣”。并说朱熹“进学甚力,乐善畏义,吾党罕有。”(《年谱》卷1)。其仕途生涯多艰,做官清正有为。朱熹一生从事理学研究,又竭力主张以理学治国,但却不被当道者所理解。朱熹既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,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。他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,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,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,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。从后世儒家发展来看,他不遗余力地将儒家推向了顶峰(再来一步就是悬崖),为后世中下阶层人民思想解放打下伏笔(抑制思想解放)。为人民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和诗曲。

生平事迹朱熹早年出入佛、道。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,专心儒学,成为程颢、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。淳熙二年(1175年),朱熹与吕祖谦、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,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,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。朱熹在“白鹿国学”的基础上,建立白鹿洞书院,订立《学规》,讲学授徒,宣扬道学。在潭州(今湖南长沙)修复岳麓书院,讲学以穷理致知、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。他继承二程,又独立发挥,形成了自己的体系,后人称为程朱理学。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,力主抗金,恤民省赋,节用轻役,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,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,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。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,对于经学、史学、文学、佛学、道教以及自然科学,都有所涉猎或有著述,著作广博宏富。

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。卜者说:“富也只如此,贵也只如此,生个小孩儿,便是孔夫子。”恐是后人附会,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。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(后延平府今南平市),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,朱熹十分热衷道学,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。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。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“南剑三先生”李侗的教诲,开创闽学,集理学之大成,与“南剑三先生”并称为“延平四贤”。

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讲学,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,研究理学,著书立说,与蔡元定等创建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“考亭学派”,考亭也因此喻为“南闽阙里”,建阳称为“理学之乡”,也因朱熹、蔡元定、刘爚、黄干、熊禾、游九言、叶味道史称“七贤过化”之乡。如今每年清明节前后,远在美日韩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后裔都会前来祭祀拜谒,他所创立的南宋理学迄今仍被美国、日本、韩国、马来西亚等国推崇。

朱熹受教于父,聪明过人。四岁时其父指天说:“这是天。”朱熹则问:“天的上方有什么?”其父大惊。他勤于思考,学习长进,八岁便能读懂《孝经》,在书题字自勉曰:“不若是,非人也。”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,其父好友刘子、刘勉子、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。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,一部分醉心学佛,他们皆属后者。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,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。绍兴十七年(1147年),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,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。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:“吾取一后生,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,他日必非常人。”

绍兴十八年(1148年),朱熹考中进士,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,从此开始仕途生涯。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的“南剑三先生”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。绍兴三十年(1160年),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李侗求学,为表诚意,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。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,替他取一字曰元晦。从此,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——理学。

朱熹认为在超现实、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,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,即“天理”。只有去发现(格物穷理)和遵循天理,才是真、善、美。而破坏这种真、善、美的是“人欲”。因此,他提出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。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。淳熙三年(1176年),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,交流思想。但陆属主观唯心论,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、善、美,主张“发明本心”,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、善、美,达到自我完善。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。因此,二人辩论争持,以至互相嘲讽,不欢而散。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“鹅湖会”。从此有了“理学”与“心学”两大派别。

绍兴三十一年(1161年)秋,宋金关系紧张,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,马踏长江北岸。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,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。不久宋军击溃金兵,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,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,写下了庆贺的诗篇,表达他不可抑制的喜悦心情。同时,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,指出必须乘胜出击,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。不久高宗退位,孝宗继立,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,起用了抗战派张浚,平反了岳飞的冤案,贬退了秦桧党人,朱熹这时上奏孝宗,提了三项建议:

(一)讲求格物致知之学;

(二)罢黜和议;

(三)任用贤能。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。

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。他赶至临安,正值宋军失利,朝廷派人议和,朱熹仍强烈反对,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,慷慨陈词。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,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,此职非其所长,未免有点讽刺。朱熹乘机面见张浚,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。但不久张浚罢相,出任外地,病死途中。朱熹专程赶至豫章(今南昌)哭灵,痛惜抗金受挫。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,金兵渡过淮水。朱熹对此忧心如焚,但难有所为。隆兴元年(1163年),朱熹回福建崇安,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:“夫沮(阻)国家恢复之大计者,讲和之说也;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,讲和之说也;内(拂)吾民忠义之心,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,讲和之说也……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。

1164年,金朝打压宋朝,隆兴协议之后,宋金结为侄叔,关系暂时缓和下来,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。他在故里修起“寒泉精舍”,住此十余年,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,并从事讲学活动,生徒盈门。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。

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,出任“知南康军”,尽管他重新入仕,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。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,建立“白鹿洞书院”进行讲学,并制定一整套学规。即:

“父子有亲、君臣有义、夫妇有别、长幼有序、朋友有信”的“五教之目”。

“博学之,审问之,谨思之,明辨之,笃行之”的“为学之序”。

“言忠信,行笃敬,惩忿窒欲,迁善改过”的“修身之要”。

“政权其义不谋其利,明其道不计其功”的“处事之要”。

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,行有不得,反求诸己”的“接物之要”。这个“白鹿洞书院”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,而其“学规”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,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
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,在武夷山修建“武夷精舍”,广召门徒,传播理学。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,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“四书”(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),并刻印发行。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。“四书影响深远,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,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。

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,不顾政务缠身,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──岳麓书院。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,成为朱熹讲学授徒、传播理学的场所。书院在南宋盛行,几乎取代官学,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。

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长,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,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。他退居崇安时期,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,爆发农民起义。有鉴于此,朱熹主张设“社仓”,以官粟为本,“俾愿贷者出息什二,……岁或不幸小饥,则驰半息,大俊则尽”。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,无疑是有惠于民的。此后,朱熹并在多处推行。1178年朱熹任“知南康军”(今江西星子一带),上任不久发生灾荒,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。同时,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,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,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,解决他们缺食问题,饥民称善。

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,时值土地兼并盛行,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,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,至使“田税不均”,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,阶级矛盾激化。为此,朱熹提出“经界”,即核实田亩,随地纳税。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,损害大地主的利益,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。“经界”终于未能推行,朱熹愤怒不已,辞职离去,以示抗议。

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,使之成为统治思想。但因理学初出,影响不深。同时,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,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。

1181年8月浙东饥荒,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。途经杭州,入对七札,陈述时弊。到职后,微服下访,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,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。他不徇私情,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。于是,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,斥其为“伪学”,朱熹被解职还乡。

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,管理赣州(赣县)江州(九江)一带地方的司法、刑狱、监察、农事等方面事务。不久王淮罢去,理学一时得势,朱熹更是仕途顺利。几年后受当时南宋宰相赵汝愚推荐,当上焕章阁待制兼侍讲,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。刚即位不久的南宋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,称朱为“儒宗”,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。朱熹为宁宗进讲《大学》,每逢双日早晚进讲,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,终于使宁宗不满,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,被逐出朝廷。

庆元元年(1195年)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,韩势盛极一时。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,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“理学”的运动。庆元二年叶翥上书,要求把道学家的书“除毁”,科举取士,凡涉程朱义理不取。监察御史沈继祖乘机指控朱熹十罪,请斩。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,解送道州。一时理学威风扫地,被斥为“伪学”,朱熹被斥为“伪师”,学生被斥为“伪徒”。宁宗一改旧态,下诏命凡荐举为官,一律不取“伪学”之士。

庆元六年(1200年)三月初九,朱熹终于在建阳家里忧愤而死,享年七十一岁。临死还在修改《大学诚意章》,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,然而生前终未如愿。

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、《四书或问》、《太极图说解》、《通书解》、《西铭解》、《周易本义》、《易学启蒙》等。此外有《朱子语类》,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。

教育思想朱熹的长期从事讲学活动,精心编撰了《四书集注》等多种教材,培养了众多人才。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,其中最值得关注的,一是论述“小学”和“大学”教育,二是关于“朱子读书法”。

论述教育

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,基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,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“小学”和“大学”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,并提出了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、内容和方法。朱熹认为8~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,其任务是培养“圣贤坯璞”。鉴于小学儿童“智识未开”,思维能力薄弱,因此他提出小学教育的内容是“学其事”,主张儿童在日常生活中,通过具体行事,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,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,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。在教育方法上,朱熹强调先入为主,及早施教;要力求形象、生动,能激发兴趣;以《须知》、《学规》的形式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。朱熹认为15岁以后大学教育,其任务是在“坯璞”的基础上再“加光饰”,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。与重在“教事”的小学教育不同,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“教理”,即重在探究“事物之所以然”。对于大学教育方法,朱熹一是重视自学,二是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。朱熹关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见解,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鲜的内容。

朱子读书法

“朱子读书法”六条,即循序渐进、熟读精思、虚心涵泳、切己体察、着紧用力、居敬持志。这是由朱熹的弟子对朱熹读书法所作的集中概括。其中循序渐进,包括三层意思:一是读书应该按照一定次序,前后不要颠倒;二是“量力所至而谨守之”;三是不可囫囵吞枣,急于求成。熟读精思即是读书既要熟读成诵,又要精于思考。虚心涵泳中的“虚心”,是指读书时要反复咀嚼,细心玩味。切己体察强调读书必须要见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,要身体力行。着紧用力包含两方面的意义:一是读书必须抓紧时间,发愤忘食,发对悠悠然;二是必须精神抖擞,勇猛奋发,反对松松垮垮。居敬持志中的“居敬”,强调读书必须精神专注,注意力高度集中。所谓“持志”,就是要树立远大志向,并以顽强的毅力长期坚守。“朱子读书法”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对于读书方法的研究成果,其中不乏合理的内容,值得我们借鉴。

编辑本段哲学思想理气论

朱熹继承周敦颐、二程,兼采释、道各家思想,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。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“理”,或称“道”、“太极”。朱熹所谓的理,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: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。他认为理比气更根本,逻辑上理先于气;同时,气有变化的能动性,理不能离开气。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,而万物之理终归一,这就是“太极”。②理是事物的规律。③理是伦理

道德的基本准则。朱熹又称理为太极,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,即总万理的那个理。“太极只是一个理字”。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,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。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,物物有一太极。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,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,即“理一”。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。它是形而下者,是有情、有状、有迹的;它具有凝聚、造作等特性。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。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。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。理生气并寓于气中,理为主,为先,是第一性的,气为客,为后,属第二性。

动静观

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,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、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,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,动的是阳,静的是阴,又分做五气(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),散为万物。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。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,而使事物变化无穷。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,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。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,动静又是不可分的。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。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、相排斥,并且相互统一。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,他称之为“变”与“化”。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,顿变中渗透着渐化。渐化积累,达到顿变。

格物致知论

朱熹用《大学》“致知在格物”的命题,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。在认识来源问题上,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,也不否认见闻之知。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,即格物才能穷其理。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。他认为知先行后,行重知轻。从知识来源上说,知在先;从社会效果上看,行为重。而且知行互发,“知之愈明,则行之愈笃;行之愈笃,则知之益明”。

心性理欲论

在人性论上,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,认为“天地之性”或“天命之性”专指理言,是至善的、完美无缺的;“气质之性”则以理与气杂而言,有善有不善,两者统一在人身上,缺一则“做人不得”。与“天命之性”和“气质之性”有联系的,还有“道心、人心”的理论。朱熹认为,“道心”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,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,发而为恻隐、羞恶、是非、辞让,则为善。“人心”出于形气之私,是指饥食渴饮之类。如是,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。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,而以道心为主。他认为“道心”与“人心”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,“道心”需要通过“人心”来安顿,“道心”与“人心”还有主从关系,“人心”须听命于“道心”。朱熹从心性说出发,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。他以为人心有私欲,所以危殆;道心是天理,所以精微。因此朱熹提出了“遏人欲而存天理”的主张。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,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,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。

美学思想

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含有艺术美的理论。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统一。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,朱熹探讨了文与质、文与道的问题。认为文与质、文与道和谐统一才是完美的。朱熹还多次谈到乐的问题。他把乐与礼联系起来,贯穿了他把乐纳入礼以维护统治秩序的理学根本精神。朱熹对“文”、“道”关系的解决,在哲学思辨的深度上超过了前人。他对《诗经》与《楚辞》的研究,也经常表现出敏锐的审美洞察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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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熹生平个人简历

朱熹(1130.9.15—1200.4.23),字元晦,又字仲晦,号晦庵,晚称晦翁,谥文,世称朱文公。祖籍徽州府婺源县(今江西省婺源),出生于南剑州尤溪(今属福建省尤溪县)。宋朝著名的理学家、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、诗人,闽学派的代表人物,儒学集大成者,世尊称为朱子。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,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,受儒教祭祀。朱熹是“二程”(程颢、程颐)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,与二程合称“程朱学派”。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、明、清三朝影响很大,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,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。

朱熹十九岁考中进士,曾任江西南康、福建漳州知府、浙东巡抚,做官清正有为,振举书院建设。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,为宋宁宗皇帝讲学。

朱熹著述甚多,有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《太极图说解》《通书解说》《周易读本》《楚辞集注》,后人辑有《朱子大全》《朱子集语象》等。其中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。

人物生平

年少求学

宋朝建炎四年(1130年)农历九月十五日,朱熹出生于尤溪县城水南郑义斋馆舍(今南溪书院),乳名沈郞。朱熹出生时右眼角长有七颗黑痣,排列如北斗。

宋朝绍兴五年(1135年),五岁时,朱熹始入小学,能读懂《孝经》,在书额题字自勉:“若不如此,便不成人。”六岁时,朱熹与群儿游玩,以指画八卦于郑氏馆舍前沙洲上。向父亲问日、问天。

绍兴七年(1137年),朱松应召入都,赴都之前,他把妻子祝氏和朱熹送到建州浦城寓居。

绍兴十三年(1143年),朱松病逝于建瓯,临终前把朱熹托付给崇安(今武夷山市)五夫好友刘子羽(朱熹义父),又写信请五夫的刘子翚(屏山)、刘勉之(白水)、胡宪(籍溪)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。刘子羽视朱熹如己出,在其舍傍筑室安置朱熹一家,名曰紫阳楼。

绍兴十七年(1147年),朱熹18岁,在建州乡试中考取贡生。

绍兴十八年(1148年)春,刘勉之将自己的女儿刘清四许配给朱熹。同年三月朱熹入都科举,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,准勅赐同进士出身。

初入仕途

绍兴二十一年(1151年),朱熹再次入都铨试中等,授左迪功郎、泉州同安县主簿。

绍兴二十三年(1153年)夏,朱熹赴同安途中,受学于延平李侗。秋七月,朱熹至同安。以其“敦礼义、厚风俗、劾吏奸、恤民隐”的治县之法管理县事,排解同安、晋江两县械斗,整顿县学、倡建“教思堂”,在文庙大成殿倡建“经史阁”,主张减免经总制钱。

绍兴二十七年(1157年),朱熹任满罢归。

绍兴二十八年(1158年),朱熹已意识到“妄佛求仙之世风,凋敝民气,耗散国力,有碍国家中兴”,打算重新踏上求师之路,决心拜李侗为师,因得承袭二程“洛学”的正统,奠定了朱熹以后学说的基础。题写的“鸢飞鱼跃”四字匾额。

朱熹归自同安,不求仕进,主要进行教育和著述活动。绍兴三十二年(1162年),宋孝宗即位,诏求臣民意见。朱熹应诏上封事,力陈反和主战、反佛崇儒的主张,详陈讲学明理、定计恢复、任贤修政的意见。隆兴元年(1163年)十月,朱熹应诏入对垂拱殿,向宋孝宗面奏三札:一札论正心诚意、格物致知之学,反对老、佛异端之学,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,反对和议,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,反对宠信佞臣。但当时汤思退为相,主张和议。朱熹的抗金主张没有被采纳。十一月,朝廷任朱熹为国子监武学博士。朱熹辞职不就,请祠归崇安。

南宋乾道三年(1167年)八月,朱熹在林择之、范念德的陪同下前往潭州(今长沙)访问湖湘学派代表张栻。《东归乱稿》成。

乾道四年(1168年),崇安发生水灾。朱熹力劝豪民发藏粟赈饥,还向官府请贷粮食六百斛散发于民,使民不致挨饿。

乾道五年(1169年),朱熹悟到“中和旧说”之非,用“敬”和“双修”思想重读程颢、程颐著作,从全新角度独创“中和新说”。这是在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、影响十分深远的重大事件,标志朱熹哲学思想的成熟。

寒泉著述

乾道五年(1169年)九月,朱熹母去世,朱熹建寒泉精舍为母守墓,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寒泉著述时期。

乾道七年(1171年)五月,为了根本上解决百姓灾年生计问题,在五夫创建“社仓”。这种做法可以减轻贫民困难,缓和社会矛盾,也减轻朝廷的施政压力,后为许多地方所仿效。十一月,朱熹回尤溪,与知县、好友石子重讲论学问于县学。在石子重的陪同下,游览其父朱松任尤溪县尉时燕居之所“韦斋”旧址,手书“韦斋旧治”四字刻石揭榜。

乾道九年(1173年),作《重修尤溪庙学记》,亲书“明伦堂”制匾悬挂于尤溪县学宫正堂。从此天下学宫匾皆模此刻制悬挂。

宋朝淳熙二年(1175年)正月,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来访朱熹,在寒泉精舍相聚一个半月,编次《近思录》成,史称“寒泉之会”。五月,送吕祖谦至信州鹅湖寺(今鹅湖书院),陆九龄、陆九渊及刘清之皆来会,史称“鹅湖之会”。鹅湖之会的直接动因是吕祖谦想利用这个机会调和朱、陆学说之间的矛盾。在学术上,朱熹认为心与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,理是本体,心是认识的主体。二陆主张心与理是一回事,坚持以心来统贯主体与客体。朱熹与陆氏兄弟论辩、讲学达十日之久。鹅湖之会并没有达到双方统一思想的目的,但使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进一步认识,也促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。

重建书院

淳熙五年(1178年),宋孝宗任朱熹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。淳熙六年三月,朱熹到任。当年适逢大旱,灾害严重,朱熹到任后,即着手兴修水利,抗灾救荒,奏乞蠲免星子县税钱,使灾民得以生活。十月,朱熹行视陂塘时,在樵夫的指点下找到白鹿洞书院的废址。经朱熹的竭力倡导,到淳熙七年三月,白鹿洞书院很快修复。朱熹在南康军任上,为白鹿洞书院殚精竭虑,不遗余力。他曾自兼洞主,延请名师,充实图书,还请皇帝勅额,赐御书。还置办学田,供养贫穷学子,并亲自订立学规,即著名的《白鹿洞书院教规》。《白鹿洞书院教规》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,对教育目的、训练纲目、学习程序及修己治人道理,都一一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详细的规定,它不仅成为后续中国封建社会700年书院办学的模式,而且为世界教育界瞩目,成为国内外教育家研究教育制度的重要课题。

淳熙八年(1181年)二月,陆九渊来南康访朱熹,相与讲学白鹿洞书院。八月,时浙东大饥。因朱熹在南康救荒有方,宰相王淮荐朱熹赈灾,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。为解救灾民,朱熹迅速采取了几项有力措施。朱熹因在浙东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,为唐之姻亲王淮所嫉,浙东任职仅九个月即离任回家。朱熹曾先后六次上状奏劾唐仲友不法,直指王淮与唐仲友上下串通勾结的事实。迫于压力,王淮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新任,在弹劾唐仲友的过程中,朱熹表现出崇高的操守和气节。

治学勤政

淳熙九年(1182年),朱熹52岁时,才将《大学章句》《中庸章句》《论语集注》《孟子集注》四书合刊,经学史上的“四书”之名才第一次出现。之后,朱熹仍呕心沥血修改《四书集注》,临终前一天朱熹还在修改《大学章句》。朱熹将《四书》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则,《四书》构成了朱熹的一个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。元朝迄至明清,《四书集注》遂长期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垂青,作为治国之本,也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,成为封建科举的标准教科书。淳熙十年(1183年),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脚下创建武夷精舍,潜心著书立说,广收门徒,聚众讲学。淳熙十二年,朱熹到浙江,与陈亮展开义利王霸辩论,力陈浙学之非。

淳熙十五年(1188年)十一月,上《戊申封事》。主张“正心”、“任选大臣”、“振举朝纲”等事。淳熙十六年(1189年),诏命朱熹知漳州。绍熙元年(1190年),61岁的朱熹到漳州赴任。朱熹在漳州的全部施政变革,主要体现在正经界、蠲(免)横赋、敦风俗、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,而正经界则是他全部变革的灵魂。时值当地土地兼并之风盛行,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,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,至使“田税不均”,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,导致阶级矛盾激化。为此,朱熹提出行“经界”,即核实田亩,随地亩纳税。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,但却损害大地主的利益,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,“经界”终于未能推行。绍熙二年(1191年)正月,朱熹长子朱塾卒。闻噩耗后,朱熹无奈以治子丧请祠。五月,朱熹迁居建阳。次年,承父志建“竹林精舍”,后更名为“沧洲精舍”,即淳祐四年(1244年)诏赐的“考亭书院”。

绍熙五年(1194年),湖南瑶民蒲来矢起义,震动了朝野,湖南地方局势骤然紧张起来。朱熹临危受命,除知潭州、荆湖南路安抚,赐紫章服。具有道学家傲骨、强烈忧国忧民心态的朱熹,不敢推辞朝命,欣然拜命前往赴任。五月,朱熹至潭州。此时,瑶民已败退深山,被困溪洞。朱熹采取了善后招抚的怀柔政策,遣使招降瑶民起义军首领蒲来矢。因本次镇压瑶民起义是湖北、湖南两地的共同行动,朱熹的招抚遭到了湖北帅王蔺的反对,在蒲来矢押解后,王蔺主张斩杀以警众。朱熹不得不在入都奏事中,直接向宋宁宗面恳,要求对瑶民“毋失大信”。朱熹到任后,兴学校,广教化,督吏治,敦民风。朱熹改建、扩建了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,空余时间亲自到此讲课,使岳麓书院成为南宋全国四大书院之一。

绍熙五年(1194年)八月,朱熹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。九月,朱熹于行宫便殿奏事。第一札要宋宁宗正心诚意,第二札要宋宁宗读经穷理,第三、四、五札论潭州善后事宜。十月十四日,朱熹奉诏进讲《大学》,反复强调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八目,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,引起宋宁宗和执政韩侂胄的不满。因此,朱熹在朝仅46日,被宋宁宗内批罢去了待制兼侍讲之职。

还居建阳

绍熙五年(1194年)十一月,朱熹还居建阳考亭。

宋朝庆元二年(1196)十二月,“党禁”正式发生。监察御史沈继祖以捕风捉影、移花接木、颠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“十大罪状”,朝廷权贵对理学掀起了一场史所罕见的残酷清算,效法北宋元祐党籍的故伎,开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伪逆党籍,名列党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。朱熹被斥之为“伪学魁首”,位列黑名单之中的第五位,有人竟提出“斩朱熹以绝伪学”。朱熹以伪学罪首落职罢祠,朱子门人流放的流放,坐牢的坐牢,遭到严重打击。

庆元五年(1199年),朱熹已被各种疾病所困扰,党禁中的朱熹终于预感到死亡的逼近,使他有大限临头的不祥预感,更加抓紧著述。

庆元六年(1200年)入春以后,朱熹足疾大发,病情恶化。朱熹生命垂危,左眼已瞎,右眼也几乎完全失明。朱熹却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紧整理残篇,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将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,使道统后继有人。三月初九,71岁的朱熹在血雨腥风的“庆元党禁”运动中去世。四方道学信徒决定在十一月聚集在信州举行大规模的会葬,这又吓坏了反道学的当权者,竟令守臣约束。十一月,朱熹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,参加会葬者仍然有近千人之多。

朱熹死后,被谥为“文公“,赠宝谟阁直学士,又追封徽国公等。

典故

少有大志

朱熹出身于儒学世家,他的父亲朱松对朱熹的教育十分认真。《宋史》本传说:“熹幼颖悟,甫能言,父指天示之曰:‘天也’,熹问曰:‘天上何物’?”这个传说,说明朱熹自幼就是一个具有强烈求知欲望的人。由于朱松是在二程理学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儒生,他对儿子的要求自然是按照儒家学做圣贤的目标去实行。据《朱子年谱》中记载,朱熹在10岁时就“厉志圣贤之学”,每天如痴如迷地攻读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。他自己回忆说:“某十岁时,读《孟子》,至圣人与我同类者,喜不可言”。从此,便立志要做圣人。以后他又教育学生说:“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”。

连环巧问

朱熹自幼受教于父,聪明过人,想象力强。四岁时,其父朱松指日示曰:“此日也。”朱熹问:“日何所附?”朱松回答说:“附于天?”朱熹又追问道:“天何所附?”一席话问的朱松惊讶不已。

为官正直,体察民情

公元1167年秋天,福建崇安发生大水灾,朝廷派他前往视察灾情,他曾遍访于崇安各山谷之间。在视察中,朱熹发现“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,直难与图事”(《文集》卷10)。他说:“若此学不明,天下事决无可为之理”(同上)。由于灾情严重,粮食无收,地方官不认真救济,到次年青黄不接之时,就在崇安发生了饥民暴动。这时,朱熹与知县诸葛廷瑞共同发起,要求地方豪富,用藏粟赈救饥民,他又请求朝廷以“六百斛赈济”,这才平息了饥民的暴动。由此,朱熹便想出了建立“社仓”的办法,并建议朝廷广为推行,作为解决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的口粮问题的机构。他规定“社仓”的任务,是在青黄不接之时贷谷给农民,一般取息20%,这就可以不向豪民高利贷粮,若发生小饥,息利可以减半,若发生大饥、则可免除利息。当然设立社仓的最大好处可以防止农民暴动。为此,朱熹于公元1171年在其家乡首创“五夫社仓”,作为试点,并上疏朝廷,建议按其办法在全国范围推行。由于此法对官僚地主和高利贷者不利,因而未能广为推行,只有极少地方,如福建建阳和浙江金华等地实行了这个措施。

鹅湖论学

在南宋的理学家之中,陆九渊也是名气很大的人物。陆九渊与朱熹同时,小于朱熹9岁。二人在治学目标上基本一致,而其思想方法和认识途径却大不相同。从哲学观点上讲,朱、陆两家是南宋时期唯心主义理学内部的两个不同学派,由于观点不同,两家在学术问题上进行了长期的争辩。朱陆二人的辩论方式,主要是通过书信的往来进行交锋,然而鹅湖之会却是一次例外。

宋孝宗淳熙二年(1175年),为了调和朱陆之分歧,由另一位著名学者吕祖谦发起,邀请了朱熹和陆九渊、陆九龄兄弟共四五人在信州鹅湖寺(今江西铅山县境内)集会,讨论的主要问题是“为学之方”。这便是中国学术史上有名的“鹅湖之会”。鹅湖之会5年过后(1180年),陆九渊来到白鹿洞书院拜访朱熹,请为其兄陆九龄撰写墓志铭,二人一见如故,十分友善,并且表现了互相仰慕之情。朱熹不仅接受了陆的请求,同时还邀请陆九渊为书院师生讲学,陆也欣然同意,他的题目是讲解《论语》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章,听者深受感动,给师生们留下了良好印象。这件事说明朱、陆的观点虽有分歧,但他们在学术交往和待人处事的态度上都具有宽豁大度的君子之风。

朱张会讲

张栻,字敬夫,师从胡宏,学有专长,自成一派,号称湖湘学派,朱熹对他早有敬仰之心。朱熹和张栻进行了一次中国学术史、教育史上最著名的会讲——朱张会讲,开创了会讲之先河。两人的讨论从太极之理上展开并最终趋于一致。朱、张会讲于岳麓书院,从各地赶来听者达数千人。在岳麓书院讲堂,朱熹手书“忠孝廉节”四个大字,后被书院奉为校训。在经过两个月的岳麓讲学后,朱熹在张栻的陪同下游南岳衡山。在一路的游览中,眼前的无边风景,不时牵动他们的诗兴,他们一边游览一边唱酬。几天里,他们共得诗一百四十九篇,合编为《南岳唱酬集》。下了衡山,从岳宫到槠州一百八十里,朱熹和张栻就还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临别前的讨论。两人朝夕在船中,讨论《中庸》之义三天三夜未曾合眼。朱熹与张栻分手后,携弟子范念德、林择之东归,一路轮流更换唱和。

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

卜者说:“富也只如此,贵也只如此,生个小孩儿,便是孔夫子。”恐是后人附会,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。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(后延平府今南平市),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,朱熹十分热衷道学,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。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。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“南剑三先生”李侗的教诲,开创闽学,集理学之大成,与“南剑三先生”并称为“延平四贤”。朱熹受教于父,聪明过人。四岁时其父指天说:“这是天。”朱熹则问:“天的上方有什么?”其父大惊。他勤于思考,学习长进,八岁便能读懂《孝经》,在书题字自勉曰:“不若是,非人也。”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,其父好友刘子、刘勉子、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。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,一部分醉心学佛,他们皆属后者。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,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。绍兴十七年(1147年),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,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。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:“吾取一后生,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,他日必非常人。”

个人著作

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,600余卷,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。主要有《周易本义》《启蒙》《蓍卦考误》《诗集传》《大学中庸章句》《四书或问》《论语集注》《孟子集注》《太极图说解》《通书解》《西铭解》《楚辞集注辨正》《韩文考异》《参同契考异》《中庸辑略》《孝经刊误》《小学书》《通鉴纲目》《宋名臣言行录》《家礼》《近思录》《河南程氏遗书》《伊洛渊源录》等。《文集》一百卷,《续集》十一卷,《别集》十卷,阂人辑录的《朱子语类》一百四十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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